从“天下为主”到“民主” ——读《明夷待访录》

来源:中华时报    作者:曾德雄    发布时间:2022-01-18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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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是早就想读的,没想到现在才看完。之所以想读,是因为他对“君”的抨击和揭露毫不留情:“后之为人君者不然,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,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,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,亦无不可。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,不敢自利,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。”“为天下之大害者,君而已矣! 向使无君,人各得自私也,人各得自利也。”多年前在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上看到这句话,禁不住击节赞叹,说的太对了!

黄宗羲(别号梨洲老人)1610年9月24日生于浙江余姚,那时还是明朝,万历皇帝当政,父亲是著名的东林党人黄尊素。1644年黄宗羲三十四岁的时候明朝灭亡,他成了明遗民,参与组织过反清复明运动。1695年8月12日去世,那时已经是康熙三十四年了,不折不扣跨越了两个朝代。反清复明无望以后他潜心学术四十多年,也就是说入清以后他基本上都在做学问。成就巨大,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,300多卷,其中最为重要的有《明儒学案》《宋元学案》《明夷待访录》《孟子师说》《葬制或问》《破邪论》《思旧录》《易学象数论》《明文海》《行朝录》《今水经》《大统历推法》《四明山志》等。他的学行主要在宁波,所以宁波建有“黄梨洲纪念馆”,据说宁波招考网约车司机甚至还有一道“黄宗羲属于哪个朝代”的考题,引发网上一片议论。其实这道题即便是大学教授恐怕也难以说得明白,但江浙文风之盛倒可见一斑。

《明夷待访录》完成于1663年冬天,那时是康熙二年。“明夷”是周易六十四卦的一个卦象,指太阳被遮蔽、光明被埋没隐藏。“明夷待访”语出“箕子明夷”的典故。箕子是纣的叔父,殷人,在今河南安阳,与微子、比干并称“殷末三仁”。“箕子明夷”指的是箕子遭遇无道昏君纣王,无法逃避,只好把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隐藏起来,佯狂以自晦其明,这样才免去了杀身之祸。殷纣覆灭后,武王访箕子,箕子才再度显现其才智,授武王以《洪范·九畴》,这就像晚上太阳被地球遮掩,把光明藏起来,等到白天再显光明一样,故曰“箕子明夷”。黄宗羲取书名“明夷待访”,显然是以箕子自况,希望等到自己的圣君“武王”。等到没有呢?这本书成书之后两百多年湮没无闻,一直到清末谭嗣同、梁启超等人借此书维新变法才渐为世人所知,而孙中山先生更是“秘散此书”鼓吹革命,才使这本书广为人知。

说《明夷待访录》达到了中国古人批判揭露君主专制的最高水平应该是不为过的,主要体现在篇首的《原君》《原臣》《原法》《置相》《学校》等篇章中,一些说法现在读起来依然振聋发聩:“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,视之如寇仇,名之为独夫,固其所也。”“岂天地之大,于兆人万姓之中,独私其一人一姓乎!”“后世骄君自恣,不以天下万民为事。其所求乎草野者,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。”“后之所谓人主,……其所谓法者,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。”“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,而亦可谓法乎?”“后世之法,藏天下于筐箧(kuāng qiè用竹枝等编制的狭长形箱子)者也:利不欲其遗于下,福必欲其敛于上;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,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;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,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。”“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,即有能治之人,终不胜其牵挽(qiān wǎn,牵扯)嫌疑之顾盼,有所设施,亦就其分之所得,安于苟简,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。”这样的深刻揭露比比皆是。

之所以如此,黄宗羲认为根本原因在于“君为主,天下为客”,翻译成今天的话,就是一切为了维护君权独尊,一切人和事,都是维护君权独尊的手段和工具:“后之人主,既得天下,唯恐其祚(zuò,帝位)命之不长也,子孙之不能保有也”、“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,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,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”、“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,不敢自利”、“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”、“敲剥天下之骨髓,离散天下之子女,以奉我一人之淫乐”。

黄宗羲于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“天下为主,君为客”的主张:“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,为天下也。”“盖天下之治乱,不在一姓之兴亡,而在万民之忧乐。”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意思。正是因为“天下为主”,天下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同一个目的,在这个共同的目的面前,君和臣其实是平等的:“截然无等级也。”“故我之出而仕也,为天下,非为君也;为万民,非为一姓也。”“吾以天下万民起见,非其道,即君以形声强我(对我声色俱厉、威逼强迫),未之敢从也。”“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,吾从而视之听之,此宦官宫妾之心也。”“君为己死而为己亡,吾从而死之亡之,此其私昵者之事也。”这种摒弃家奴人臣的思想主张和人格追求,即便放在今天也殊为难得。

因为天下是包括君王在内的所有人共同的目的,黄宗羲甚至提出了“天子之所是未必是,天子之所非未必非”、“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,而公其非是于学校”、“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”的主张,很显然黄宗羲心目中的学校已经相当接近于现代的议会了。他还对学校的具体制度提出了一些设想,总体而言就是“养士为学校之一事,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”,“养士”之外还要“议政”:“政有缺失,祭酒(学校的主官)直言无讳。”

后面的篇章则是一些制度设计,涉及取士、建都、方镇、田制、兵制、财计、胥吏(xū lì旧时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官吏)、奄(yān)宦,其间也不乏思想闪光,比如谈到取士,他说:“答者亦必摭(zhí,拾取,摘取)事实而辨是非。若事实不详,或牵连他事而于本事反略者,皆不中格。”这就是“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”,这样的现代理性即便在当今中国也殊为稀缺。谈到财计,他说:“斯民之苦暴税久矣,有积累莫返之害”,“税额之积累至此,民之得有其生也,亦无几矣。”这就是今人秦晖概括出来的著名的“黄宗羲定律”——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后,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,“积累莫返”。“明初亦尝禁金银交易,而许以金银易钞于官,则是罔(欺骗)民而收其利也,其谁信之!”“其谁信之”越来越成为时代强音。“今之吏胥,……当可以为利之处,则亦何所不至,创为文网以济其私。”“凡今所设施(制定的意思)之科条(法令、制度),皆出于吏,是以天下有吏之法,无朝廷之法。”这不就是一直以来广受诟病的“公共利益部门、部门利益法制化”么?

指出了病症,黄宗羲也开出了药方,那就是“天下为主,君为客”,就像他反复念叨的“上古三代”那样:“有生之初,人各自私也,人各自利也。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,有公害而莫或除之。有人者出,不以一己之利为利,而使天下受其利;不以一己之害为害,而使天下释其害。此其人之勤劳,必千万于天下之人。夫以千万倍之勤劳,而己又不享其利,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。故古之人君,量(仔细掂量)而不欲入者(不想当君王),许由、务光是也;入而又去之者(当了君王又辞去),尧、舜是也;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,禹是也。岂古之人有所异哉?好逸恶劳,亦犹夫人之情也。”意思是以前的人做君王是为天下百姓服务,很辛苦,以致有人根本不愿意做(许由、务光),有人做了也要辞去(尧、舜),有人不得不做(禹)。后世刚好相反,“君为主,天下为客”:“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,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,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,亦无不可。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,不敢自利,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。……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,传之子孙,受享无穷。”

如果真能像君王所期望的那样“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”也就罢了,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,任何朝代都免不了灭亡一途,后果往往很悲惨:“一人之智力,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。远者数世,近者及身,其血肉之崩溃,在其子孙矣。”“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,而毅宗(崇祯皇帝)之语公主,亦曰‘若何为生我家?’”“痛哉斯言! 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,有不废然摧沮者(沮丧)乎?”之所以这样,黄宗羲认为都是因为君王没有明确做君王的职责(职分):“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,则唐、虞之世,人人能让(辞让),许由、务光非绝尘也;不明乎为君之职分,则市井之间,人人可欲,许由、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。”“然君之职分难明,以俄顷淫乐,不易无穷之悲,虽愚者亦明之矣!”如果明白了君王的职责是为天下百姓服务,那么每个人都不会想要做君王(“人人可让”);正因为没有明白君王的这个“职分”,以为做君王是为了贪图享受荣华富贵,那么就“市井之间人人可欲”了,最后不免身死名灭的悲剧,就像崇祯皇帝那样。

如何使君王“明乎为君之职分”、做到“天下为主君为客”呢?黄宗羲遵循的还是儒家一贯的套路,那就是劝喻人君“向善”,一是事实,包括“上古三代”的至治盛景(其实都来自于儒生的臆造)、“后之人君”的悲惨结局。二是道理,就是“天下为主君为客”。有学者说黄宗羲是“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从民本到民主的第一人”,其实“天下为主”并不就是“民主”,而是希望君王不要“以权谋权”,真正将天下而不是自己的权力作为施政的目的,其前提还是不脱君王天下的传统政治框架,在这样的框架之内要想君王做到“天下为主君为客”无异于与虎谋皮。

但黄宗羲的理性水平还是令人惊叹,比如他说“有生之初,人各自私也,人各自利也。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,有公害而莫或除之”,这已经非常接近个体的有限性、公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的权利让渡这样的现代理性,“摭事实而辨是非”更是“实事求是”的另一种表述。尽管已经无限接近了,但他依然没有开出“民主”的药方,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实在是没有任何“民主”的思想资源和传统,以黄宗羲这样的超前理性也断难在当时的“天下格局”中想到天下居然可以、应该、必须由民来作主,“民主”药方只有待他去世二百五十年以后在延安的窑洞中才开出。

有趣的是这本书后面附有一篇《<明夷待访录>纠谬》,一一驳斥了黄宗羲的观点,说黄宗羲“立言宗旨主于废弃纲纪,不专指斥圣朝(清朝)”,“宗羲乃谓君与臣名异而实同,是即后世逞逆谋者谓天下以民为主,人君与臣皆国民之代表之悖论也”,“后世创言欲废君臣之等级而贵于平权,皆宗羲此言阶之厉也”,“后世尊社会而废纲纪者流,公然开会演说,目君为代表,侪君于雇工,拟父以同胞,非圣无法,实宗羲此言有以倡之也。”这篇文章写于宣统元年(1909年),当时革命风起云涌,西方民主思潮涌入,被革命党人大量传播,作者一股脑地将责任都推到了黄宗羲的这本书。准确地说,黄宗羲并没有提出民主主张,却松动了皇权政治的根基土壤,为民主思潮的播种、生根发芽准备了一点前提条件。

(《明夷待访录校释》,黄宗羲著,孙卫华校释,岳麓书社2011年5月出版)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22年1月17日星期一


责任编辑:曾德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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